——晋城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吉晓明

 

 

进入2012年,一股从东部沿海到中部逐渐蔓延的“用工荒”席卷中国大陆。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连接器和计算机准系统生产商,连续四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200强第一名,2011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位列第60位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作出重大战略规划,从现在起至2014年在山西省晋城市投资1000亿元打造“全球精密制造之都”,总用人计划20.1万人。此举是我市招商引资的重大成果,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将对全市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各个层面产生深刻影响,对加快推进转型跨越发展,以非资源型产业再造一个新晋城,建设山西经济新的重要增长极和新兴产业重要支撑基地,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晋城市长王清宪多次要求各级及相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动员全市力量,全力以赴做好人力招募工作,为确保富士康项目顺利落地提供重要保障。

为此,王清宪市长与各县(市、区)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签订了招募责任书,并给予相应政策扶持,初步估算补贴资金就需1亿元。工作开展以来,各县(市、区)以敢于争先、背水一战的决心,上下齐动员、齐参战,凝心聚力,克服困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用工难题,力度不谓不大,投入不能说少,但与进度相去甚远,“招工难”问题开始凸现。总体上,企业招工难题还未能得到充分解决,“招工难”仍是困扰外来投资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成为影响当地今后招商引资工作的一大隐忧。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人口大国,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1221万,这个数字是历史上最高的。同时,中国的登记失业率为4.1%,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增超过1000万。这组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的就业形势总体上是稳定的。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毕业生的逐年增多,中国在就业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压力。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本次两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最主要的矛盾是总量的压力和结构性的矛盾并存。所谓总量的压力,就是我们今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达到2500万人,2500万人当中,其中超过一半是青年就业者。我们还要有900万到10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所以总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就是结构性的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就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招工难,(就是)出现了技工和一线普工并存的招工难现象,就业难,主要是大学生就业难。解读“招工难”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高校毕业生的增加,意味着普通劳动力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用工荒”的现象。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的招生规模扩大了很多倍,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一年的招生规模在几十万人,现在是几百万人。目前在就业困难度排名前三甲的人群中,大学毕业生压倒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高居榜首。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了680万,而且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高校毕业生仍将处于一个就业人数的高峰期,年均700万左右。目前,大学在校生的存量有二千多万,换而言之,这也意味着普通劳动力和十几年前相比少了上千万人。大学生的就业难,反映的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难,还反映到整个社会的难,整个就业的供求关系实现逆转。

二是用工企业自身因素所致。一些企业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福利待遇差,缺少人文关怀。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就向尹蔚民部长提出了广东等省的富士康企业的员工福利问题。不难看出,过去曾经出现过的“Ⅹ连跳”正是问题的集中反映;加之各地招商引资力度加大, 经济形势趋好,企业扩大生产,直接造成当前招工难。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各企业订单增多,导致企业用工需求迅速上升,劳动力的供给步伐还没有跟上需求的变化。

三是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和惠农政策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里用以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不断增长,户籍、住房、子女入学、就业歧视等,这就加大了他们进城务工的成本,再加上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虽然“80后” 、“90后”农民工对从事农业已经不感兴趣,但他们对土地的增值感兴趣,不愿意放弃这项权益,它吸引农民工在家务农创业或者发展其他的产业。这种种原因直接制约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积极性。

四是企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招工难存在的另一重大原因是企业发展了观念却没变化。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企业仍然想依赖低人力成本优势进行市场竞争,靠加班加点来提高日产量,不引进高新技术设备来提高效率,不想法使企业转型升级。加上对目前用工紧缺认识不足,没有人才储备,招聘途径单一,对用工招聘不提前准备,等到企业急需用工时临时抓现,一时招不到所需工人也在情理之中。

五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重视“自我”的特点所致。富士康招工难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企业文化、社会心理、精神危机等。笔者在这个多棱镜下看到更多的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为钱焦虑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特点。不仅是在富士康,笔者到过的长三角、珠三角许多企业里,都看到过农民工主动申请加班,甚至能不能提供长时间的加班,挣到理想中的工钱,借以满足自身需要,成为他们选择打工企业的筹码。与他们的父辈相同,新生代农民工也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对钱的渴望更多是贴补家用,改变农村即有的生活,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可能会选择回乡居住。而新生代农民工对钱的诉求是个人发展,求职与招聘岗位匹配的同时,求职者的生存衍生出很多社会需求,要融入城市生活。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不仅有着更多的城市梦,并且对自己户籍所在地几乎没有归属感。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可以选择,或留下,或归去,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愿有 留下一条路。然而,城市居,大不易,城市生活成本之高令许多农民工感叹财富积累得太慢。对处于低端产业、低端岗位的农民工来说,这个感受尤其强烈。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热衷于买彩票,希冀着一夜暴富的降临,以期填平理想和现实的沟壑。当融入城市的成本增长太快、个人财富的积累太慢并存时,他们失去的往往是希望。员工进厂后的快速流失即是实证。寻找更适合自己理想的或收入更高的职业,在同一个城市与几个城市之间跳槽已成为常事。

在我国目前两亿人规模的农民工中,8090农民工已占半壁江山,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长,他们将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举足轻重的群体。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了解他们的需求,理解他们的困惑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富士康招工难令人社部门焦虑,也应让全社会警醒。

六是市场需求与培训严重脱节,且培训资源分散。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被公认为是解决企业用工结构性矛盾的一剂良药,因此政府部门热推,划出专款为农民工培训“埋单”,市场也积极参与其中。然而,笔者在调查时发现,这项“民心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政府热、农民冷”的尴尬局面,部分学校的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只做表面文章,农民工对此并不买账。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加工、饮食、服务、建筑、服装、家政等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认为没有必要花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接受培训,更不愿意因参加培训而失去工作的机会。另外,部分农民工参加培训后不能顺利就业,或是岗位发挥作用不明显,也影响到农民工参训的积极性。
  一项政府补贴项目,为何难以为用工荒“解渴”,反而遇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据了解,目前除了农业、教育、劳动、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推出一些免费或有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外,很多民营培训学校也积极投身其中。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和有效整合,技能培训成了流于形式的表面文章,更不用说与企业实施岗位对接和解决用工难。

人社局作为政府调配人力资源的工作部门,为企业服务满足企业用工需求,为劳动者服务解决他们的就业难题,既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但真正解决用工难,则需要企业、劳动者、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用工单位要眼睛向内,增加企业软实力,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将善待员工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社会责任。当工人出现了孤独、忧虑、烦躁、恐惧、愤怒等负面性情绪时,他们该向谁倾诉?谁能分担他们的压力,抚慰他们的心灵?什么能填满他们的空虚?工人不是车间里轰鸣的大机器,他们虽然沉默,却有感情也有梦想,会思考也会迷茫。工厂,也不该是只生产商品、追逐利润的冰冷的经济单元,里面应该有关爱,有温暖。在几万人的聚集区里,大家不仅一起工作,也共同吃住。这样一个大工厂,既像一个大家庭,又像一所寄宿制的大学校,还承担着城市里的社区功能。因此,在这样的工厂里建构和谐劳动关系,就不仅仅是签订劳动合同、给工人上保险、减轻工人工作负担等如此简单了。它应该关注工人的精神和文化需要,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关怀;对那些人生观还不稳定、敏感又脆弱的青年人,通过讲座等方式,给予健康的教育和及时的引导;它应该致力于培育员工的健康的工作观,想方设法在员工和公司之间、在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起互爱互信的关系。真正做到以情留人,员工工作的潜能和积极性才能得到正常发挥,企业才能正常发展。劳动者“劳动愉悦度”增加,工作成了享受,打他都不走。

对于一部分拒不调整经营思路的企业,让农民工“用脚投票”将其淘汰,政府不再一味大包大揽帮其招工!

其次,企业转型升级与教育转型发展同步进行。当前的用工荒暴露出我国人力资源教育上的短板:重学术轻技术,重文凭轻应用,重学历轻才能。应用型人才的缺乏直接影响产业发展,不解决职业教育短板问题,什么工业化招商引资,失去强大的劳务支撑,就成为一句空话。人社部门要准确掌握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和企业搭建有效的对接平台。就业服务机构要建立企业岗位信息库和劳动力资源库,为双方牵线搭桥。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加大相关领域技能人才培训储备,着力加强实践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建立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双向沟通、合作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教育响应用人单位市场需求信号的能力和速度。

三是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一方面通过人文关怀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合理预期,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如富士康在企业中设置工会及党委,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另一方面在全社会唱响“劳动光荣”的主旋律,在所有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劳动可以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当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日臻完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劳动力能够在统一、公平的社会就业保障制度中实现公开、公正的双向选择、合理流动,当人才人力资源不再受到诸如社会阶层歧视、分割的制度篱笆的制约之时,转变就业观念就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正如温总理谆谆教导我们的:“每个大学生都得做吃苦的准备。找到了一个职业,只是刚进一个门槛,真正成才必须经过艰苦的磨炼。要不怕吃苦,而且吃苦不叫苦。” “第二个问题是正确认识自己,既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敢于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不向困难低头。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再者,招工难呼唤终结廉价用工时代,人口红利渐行渐远,提高生产效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大势所趋。解决招工难与促进就业一样,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重任。应该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促进相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也强调“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不难看出,我国正在构建以就业优先为目标的宏观政策体系,相信有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招工难不会再难。

从富士康招工难看“招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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